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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是如何治理山西的 阎锡山是如何治军的

2019-07-03 12:03

图片 1阎锡山 阎锡山在中华民国史上是一位军政要人,在华北是独一无二的、有政权、有兵权的显赫人物,他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举足轻重。 阎锡山为何能在山西长期执政 阎锡山从1911年辛亥起义当选都督,到1949年太原解放为止,在山西执政达38年之久。中间曾因倒蒋失败下野一年多,但其时山西的军政人员仍听命于他。所以在国民党中央要员和地方封疆大吏中,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 一、天时地利人和 阎锡山处于中国封建王朝行将结束、民主共和国制度即将诞生之际。他顺应时代的要求,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了民主革命的组织同盟会,响应辛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山西的统治,29岁便当选为山西都督,成为统辖一省长达38年之久的封疆大吏。同时,从民国建立到太原解放,中国一育处于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这就使阎锡山获得了独立经营山西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阎锡山在山西长期执政也是不可能的。 山西的地理形势特殊,东北两面有崇山围护,西南两面则由黄河屏障,出则冀鲁可取,入则易守难攻。阎锡山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下,于1928年出兵娘子关轻取平津,1930年又直下济南;而进犯山西的国民军和奉军,却未能突破雁门关和娘子关。这是阎锡山能够在山西长期立足的另一个原因。 在辛亥革命中崛起的人物很多,陕西、贵州、云南等省也都有类似山西的地理条件,但是那里的领导人并没有像阎锡山那样,能够在当地长期立足,其原因就是未能做到人和。阎锡山却不同。辛亥起义,山西处于京畿肘腋之间,袁世凯必欲取之而后快,议和中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派兵侵占太原,议和结束后,又不许阎率民军返回太原。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支持阎锡山是理所当然的,而清政府任命的山西官员也欢迎阎锡山回太原出任都督,结果袁世凯只得让步。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的部队大部分投降了蒋介石,而阎的部队除周思诚师行动迟缓被俘外,其余都按建制撤回山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的部队也有投敌和起义的,但为数较少。所以,阎锡山是比较善于笼络和驾驭干部的。 人和问题应该谈及人心向背问题。阎锡山成在顺应民心,最后失败正是丧失民心的结果。 天时地利,得天独厚,人和问题,处理得比较恰当,要长期执政,还有许多方面需要配合。 二、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有人把山西称为独立王国,把阎锡山称为土皇帝,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正是把山西当做一个国家来治理的。 有一个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 三十年代,阎锡山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到抗日战争开始时大部结束。1938年 2月重新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用以团结干部和保证自己政令的推行。1939年“十二月事变”以后,他强化组织领导:把组织放在“组政军教经”各个部门之上;在所有基层单位都建立同志会的分会;要求军政干部和中学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同志会;各地都建立组政军教经统一领导委员会,由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会担任主任;而他自己则以同志会会长的名义进行领导,开大会必呼“会长万岁”、“忠贞会长’等口号,以树立组织和领袖的绝对权威;同时规定严酷的纪律(最高处分为自裁即自杀),来约束和统一部下的行动。此外,还建立了“铁军”、“文人组织”、“青帮”和“洪帮”等外围组织。 有一套政治理论——物劳主张。 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借用了马克思主义中他可以接受的理论,创立了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学说,简称物劳主张。他反对金代值,即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物产证券;反对资私有,反对资产生息,主张资由公给,实行按劳分配。他用这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来团结干部和群众。 有一支军队——晋绥军。 少则10余万人,多则达到20余万的晋绥军,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它基本上是由阎锡山指挥的,是为保卫山西和阎锡山和利益而存在的。 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公营”事业。 二十年代阎氏建成可以制造步枪、手枪、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掷弹、迫击炮、山炮、野炮、重山炮及其所用弹药的太原兵工厂。三十年代又修筑了同蒲铁路;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了二亿银元。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物价稳定,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使他得以再度在山西立足。特别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太原兵工厂是他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之一。 有培养人才的机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 正规学校除山西大学外,还有工专、农专、商专、法专、医专和外国文言学校等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以及许多中学和师范。此外,还有培养军官和行政干部的军校和训练机关,这些机构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至四十年代,就成了阎锡山军政干部的骨干。他们大部分忠于阎并能按阎的意图办事,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派来的干部,阎锡山是拒绝接受的。 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 这两个特务组织先后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务都是“肃伪”,即肃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同情革命的人。他们掌握着生杀大权,被他们杀害的“伪装分子”都是数以百计的(不包括“三自传训”中所处死的)。 能适时提出独特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 他对国民政府的例行公事一般遵令照办,但不受国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的约束,他要根据山西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独特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1917年兼任省长之后,他保境安民,不参加军阀混战,关起门来推行六政三事(水利、蚕桑、种树、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禁烟、种棉、造林、畜牧),整理村政。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提出自强救国与建设救国的口号,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奠定了山西近代工业的基础。1935年,日军侵犯察绥,他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又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成立抗日组织牺盟会,邀请共产党员,共同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他领导的第二战区,国共两党军队并肩作战,阻滞敌人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使山西成为全国抗日的模范地区。他的独特做法,多数是正确的、及时的、有效的。 最后,还须强调的是,阎锡山一般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山西。1928年,阎锡山出任平津卫戍总司令,但他一般是在太原或家乡河边村办公,到北京只做一般的礼节上的应酬。北伐之后,蒋介石任命阎为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内政部长等要职,并且请阎到南京办公。阎知其为调虎离山,宁可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也不离开山西。抗日战争期间,蒋发现阎与日军勾结后,拟调阎出任西北行营主任,驻天水或南郑,被阎拒绝。他清楚地知道,离开山西,他的事业、理想、实力、成就也就结束了。 以上各点说明,领导一个国家应该具备的条件,他都具备了,而这是任何其他封疆大吏都没有完全做到的。山西成为国中之国,而蒋介石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将它拔广,于是国中之国的领导人阎锡山,也就能够在山西长期执政了。 三、政治谋略的理论根据——中的哲学 阎锡山根据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并结合自己从商从政的经验,创立了自称为“中的哲学”哲学思想。他认为不偏不奇、情理兼顾,不过不不及是为中,事之恰好处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 中的哲学是阎锡山制订战略策略和采取行动的理论根据。在政治舞台上,他始终以“生”为最高母理,然后用二的分析法分析各种矛盾,“执其两端而叩其中”,在“恰好”之时,采取行动,尽量使矛盾的不矛盾,以利于自己的存在。为了存在,对袁世凯他可以韬光养晦卑躬屈膝;在军阀混战中,他保境安民,避免陷入矛盾之中;参加北伐,他要等待“恰好”之时,所以到1927年才宣告参加。1936年国难当头之时,他断然确立了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1939年“十二月事变”后,根据形势的变化。他又变其为拥蒋联日反共的路线。 以阎的话来说,他的事业的成败是以能否掌握中为衡量的标准的,“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所以,了解中的哲学是研究阎锡山的一把钥匙。 阎锡山是如何治军的:阎锡山主导下晋绥军坚持持久抗战 晋绥军,一段落满尘埃的陈旧记忆,一个让年青人倍感陌生的历史名词,这支纵横阖捭近半个世纪的地方军事集团,开端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中的太原起义,终结于1949年 4月太原战役的隆隆炮声。 晋绥军之“晋”,指的是山西,晋绥军之“绥”,指的是当时的绥远省。早在清代,绥远道做为山西四道之一隶属于山西,民国初年,袁世凯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而实行了“晋绥分治”。1926年,阎锡山在与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中获胜,取得绥远的合法控制权。从此,晋军被称为晋绥军,晋绥军高级将商震、徐永昌、傅作义先后兼任过绥远最高行政长官。抗日战争时期,绥远与山西被日军物理分隔,绥远被划归第八战区,此后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绥远由接受中央任命的原晋绥军将领傅作义、董其武控制。 晋绥军的历史贯穿了民国的大陆岁月,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巅峰时代,经过四次扩军的晋绥军一度拥有二十五万人的规模,成为阎锡山发起“中原大战”、挑战蒋介石权威的资本。显著的地域性是晋绥军最重要的特征,山西百姓,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三晋子弟,是这支军队的主要兵源;保境安民,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无论盛衰强弱,晋绥军的根始终在山西。草创之初,军阀环伺,强敌觊觎,晋绥军先后击退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以及张作霖的奉军等军阀的进攻,牢牢掌控着山西这块根据地;鼎盛之时,晋绥军坐拥晋冀察绥四省和京津两市,但他们的大本营始终没有离开过山西;民族危亡的之机,山西大部沦陷,晋绥军“宁在山西牺牲,不到它乡流亡”,始终战斗在表里山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势头正盛,在平张地区击溃西北军宋哲元部29军后,于8月14日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以东条英机中将为统率,兵锋直指晋绥地区。阎锡山抱病飞抵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南京军事会议。 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布置全面对日作战,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晋、绥、察三省所有部队,在此区域内的中国军队共编为六、七、十八三个集团军。杨爱源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孙楚任副司令;辖第三十三军、军长孙楚,副军长周原键。下辖第七十三师、独立第三旅、独立第四旅、独立第八旅、第三十四军、军长李杨澄源,副军长傅存怀。下辖第七十一师、第一九六旅、第二0三旅。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任副司令,下辖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以及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的第六十七军。而阎锡山就靠着这支部队支撑着山西持久抗战,山西也成为国军在华北最后的根据地。

导读: 有山西土 之称,从辛亥革命开始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奉行「中道」的处世哲学。 历任 政府高职,解放前期,解放前夕去台湾,病逝台北。 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字百川、伯川,号龙池。 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子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金融投机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1901年入山西武备学堂,90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出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监督。不久应 行省乡试,中举人。任山西陆军第二标教官,后任标统。 辛亥革命后,率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任山西都督,开始掌握山西大权。以后便看风使舵,先投靠袁世凯,表示支持他当 。袁死后又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 1916年7月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1917年9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他秉承段祺瑞的旨意,派兵赴湖南同护法军作战,遭惨败。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年代,他朝秦暮楚,进行政治投机,并乘机将部队扩充为12个旅。 1927年6月,在北伐战争取得很大胜利的形势下,他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随即将军队扩编为8个军。7月,在山西进行「清党」,迫害共产党人。 1928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奉系军阀张作霖部队的作战。3月任 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势力范围扩展到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北平、天津。 1929年又兼任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0年,蒋介石借「编遣」之机,剪除异己。阎锡山同蒋介石发生尖锐的利害冲突,8月联合冯玉祥反蒋,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任主席。9月,张学良在沈阳通电拥护蒋介石,出兵进山海关。在蒋冯阎大战中,冯、阎战败。阎锡山逃往由日军占领的大连。由于山西军政要人都是他培植的亲信,他仍可控制山西局面并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1931年8月,乘日本飞机秘密回山西,隐居河边村,遥控太原。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3月,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统治山西和绥远两省。他采用保境自守的策略,着重搞好本省建设,充实力量。 1935年日军进窥绥东,他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 1936年2月,红军东征,由陕北过黄河进入山西,阎军大败。蒋介石乘机派五个师进入山西。红军撤回陕北后,蒋介石仍不撤走。随后,他面对日军步步进逼,而蒋介石也想将他吞并的形势,初步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了「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9月,日军侵入山西后,曾在代县组织所部积极对日军作战,并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在忻口会战中, 中央军(郝梦龄军长壮烈殉国)、阎锡山晋绥军(姜玉贞旅长等将领壮烈牺牲)与共产党八路军曾通力合作,并互相配合打出了抗日战争第一次大捷平型关大捷。但由于双方装备、战斗力差距较大,以及一系列战术、战略失误,日军最终攻占了娘子关、雁门关等一系列要塞,并于1937年11月侵占太原。太原陷落后,日军的进攻逐渐停息,在中日双方战线相对稳定后,阎锡山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开始制造反共摩擦。 1939年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后,他于12月制造「晋西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后来又暗中同日本侵略者联系,在抗日和降日之间进行投机。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 1940年到1945年期间,因为一度对抗战前景失去信心,并且为在蒋介石的挤压下保存实力,阎与日本军队及汪伪方面展开谈判多次,包括1940年12月赵承绶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的第一次白璧关谈判,1941年3月赵承绶和日方高级参谋官内中佐参加的第二次白璧关谈判,1941年8月赵承绶与日方田边盛武、楠山秀吉在汾阳签订《晋绥军和日本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1942年5月阎本人与日方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司令官巖松义雄中将,参谋长花谷正少将进行的安平谈判(由于阎方在军火方面要价太高未取得结果),1945年6月阎本人与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有进行的瑶圃谈判以及1945年8月初阎与日方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进行的司马村会谈。抗日战争后期,阎锡山为了所谓的保存实力,与日方进行了多次谈判,并且进行了互换控制地盘、配合进攻抗日根据地以及经济上互相协作等一系列不光彩的举动,但在抗日民族大义面前,再加上蒋介石的牵制与拉拢以及其部属、亲信赵戴文等的坚决反对,因此始终未迈出公开投敌这一步。 1945年9月派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侵犯上党解放区,三万余人被歼。随后,在解放军的打击下,他的部队不断被歼,所占地区日益缩小,到1948年7月,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但仍继续顽抗。 1949年3月,逃往南京。6月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2月到台湾。 1960年5月23日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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